《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赣南苏区,是全国闻名的革命老区,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正式形成,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指挥中枢。赣南苏区广大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取得巨大成绩,作出重要贡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肖甡,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教授,正师级,大校军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为中国中共党学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主要代表著作有《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1921—1949)》(主编、主撰),《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最后的决战》(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共党史百人百事》,《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唤起工农: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等。著作和论文多次荣获全国、全军的科研成果奖项。被评为国防大学研究生优秀指导教师。  

 
  一、红军建设发展成绩斐然

  大革命失败后,赣南党组织在严峻的形势下,带领广大群众重新点燃起革命之火。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春夏,南康、赣县、信丰、于都、寻乌、兴国等地区先后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1928年6月,赣南成立第一支地方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第十五纵队。随后相继成立了红军第十六纵队等8个纵队。1929年2月,红十五、十六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成为赣南最早创建的地方红军主力部队。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帮助群众组织武装,进行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给这里的革命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红四军于4月由闽西返回赣南后,相继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3县红色政权,为赣南苏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时,彭德怀等率领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到赣南,与红四军在瑞金胜利会合。

  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举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自南昌起义以来红军建设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党和红军建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成为指导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使红四军的党和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对其他各根据地的红军产生了巨大影响,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1930年1月,毛泽东、朱德分路率领红四军离开闽西回师赣南。正当红军在赣南持续发展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计划下,赣西南地方武装和广大农民群众配合正规红军,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9月,发动了8次攻打吉安和5次攻取赣州的行动。此举虽未成功,但给敌军以极大的震惊,为红军第九次攻下吉安创造了条件。

  1930年6月,红军第一军团在福建长汀宣布成立,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四、六、十二军,共2万余人。同时,红三军团在湖北大冶成立,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8月,红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县永和胜利会师,合编组建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共4万人。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是红军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红军的指挥更加统一,战斗力大为增强,为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创造了条件,并推动和促进中央苏区的形成和苏维埃区域的巩固发展。

  中央苏区是红军建设发展的重要时期。毛泽东、朱德等创建的工农红军,主要是在中央苏区发展壮大起来的。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时,只有3600人,到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达到4万人。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举行宁都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在此前后,赣南先后组建多个红军独立师,后分别合编为红二十二、三十五军等红军部队。到1934年9月长征前,在中央苏区拥有第一、三、五、七、八、九共6个军团,兵力达13万人,集中了全国最强大的红军部队。更重要的是,红军不仅数量上增长迅速,同时质量上也明显提升。开始只是单一的步兵,机关枪都很少。随后武器装备不断改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系统逐步健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不仅成为反“围剿”战争的主力军,而且是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苏区的坚强柱石。特别是“朱毛红军”的经验被推广到各个根据地,促进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央苏区的短短几年里,红军创造了“若干”第一:如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炮兵部队、通信兵部队、工兵部队等,第一所红军医院、军医学校、红军学校等。这样,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时,红军基本上实现了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运动战的转变,红军建设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反“围剿”战争战绩辉煌

  红军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从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6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强敌进攻面前,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依靠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援,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赣南苏区作为反“围剿”战争的主要战场和后方基地,在极其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经受了锻炼与考验,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

  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赣江,逐次向苏区中心腹地作战略撤退。12月上旬,红军主力转移到宁都西北地区隐蔽,抓紧休整和训练。部队在宁都、兴国、于都等县筹集储备大批柴米油盐,进行有力的思想动员。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小布主持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全军将士斗志高扬。经过龙冈、东韶两战大捷,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红军相继攻占广昌、石城、瑞金、宁都等地,加紧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从1931年4月开始,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4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多次召开干部会议,反复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决定继续“诱敌深入”,并接受毛泽东“先打弱敌”的主张。5月中下旬,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取得5战5胜,16天内由西向东横扫700里,共歼敌3万余人。7月,红一方面军撤离闽西北退至瑞金集中,后赶到兴国地区,完成了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行动。敌军进入中央苏区后一直在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结果屡屡扑空。在敌重兵包围下,红军两次巧妙地跳出敌包围圈,从8月上旬至9月中旬,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打了4个大胜仗,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共毙伤敌1万余人,俘敌1.8万余人。以上三次反“围剿”战争,共歼敌7.6万余人,俘敌4.3万人,缴枪4.7万余支,红军也损伤1.2万人。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军的大量有生力量,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力地保卫和巩固了中央苏区,为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条件。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瑞金作为苏维埃共和国首府和党政军中央机关所在地,赢得“红都”之美誉。

  在反“围剿”期间,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赣南苏区各级党政机关,迅速组织动员广大群众,筹集钱粮、参军参战,从各方面支援红军作战。普遍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破坏队、向导队、洗衣队、慰劳队、救护队、宣传队、侦察队,积极支援前线,特别是广大妇女起了很大作用。中央红军主力多次转战集结于各县境,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广大群众,坚壁清野,将粮、油、盐等日用品搬上山;帮助红军挖战壕、站岗放哨,踊跃慰劳红军指战员、安置伤员。赣南许多县建立了独立团、赤卫军、游击队、模范营、模范少先队、儿童团等各种形式的武装组织,在配合红军作战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各县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扩红运动热潮,整营整团加入红军,瑞金、宁都两县分别创建了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兴国、于都两县分别荣获“扩红模范”和“扩红先进县”的称号。尤其是兴国的各项工作成绩优异,赢得江西省“模范县”的光荣称号。毛泽东1934年1月称赞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并号召全苏区向兴国县学习。

  1933年12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的指挥下,继续坚持“诱敌深入”方针,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历时50天,取得了最后胜利。第四次反“围剿”的主要战场虽不在赣南,但红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宁都地区,伺机歼敌,起到了后方基地和大本营的作用。战争胜利后,中央苏区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总面积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3万;主力红军发展到12.7万人,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鼎盛时期。然而,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连遭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步形成

  扩大与巩固红军,是党在中央苏区头等重要的任务。经过长期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党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并探索和积累了进行游击战、运动战的丰富经验,红军建设得到不断丰富与加强,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主要标识为:

  第一,形成了红军作战的全部原则。早在井冈山时期,1928年5月,红军就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即“十六字诀”)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游击战原则。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中,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并成功应用于实践中去,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使原来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了明显提升,于是形成了红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作战的全部原则。

  第二,初步形成了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开展民主制度,使这支部队向新型人民军队迈出了第一步。在向井冈山转进途中,毛泽东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奠定了红军建设的基础。到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形成了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和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有:一是确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二是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1932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提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中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的纪律,这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三是确立了红军中政治工作原则和制度。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发布各种政治工作训令及政治工作条例。1934年2月在瑞金召开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的重要原则,强调政治工作要很好地配合红军作战,要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四是规定了实行民主制度,同时注重加强纪律性,反对极端民主化。要严密党的组织,尤其是对违抗命令,破坏纪律,贪污腐化分子,必须给予严格的纪律制裁。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有一个演进过程。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进行探索和总结,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总结创造出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建军原则,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并且丰富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后来,毛泽东在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38年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更加深刻地总结红军作战和建军及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和人民战争思想。

  四、从赣南走出一大批革命精英

  在赣南苏区,共产党人不仅创造出惊天动地的革命伟业,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的丰富经验,而且锤炼出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各种人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陈毅、邓小平、刘伯承、陈云、李富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都曾在这片红土地上居住、活动和战斗过,成为民主革命时期的顶梁柱和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更可喜的是,大批革命精英从赣南苏区脱颖而出。他们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中,历经无数次的磨难与考验,不少人成为师、军级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又是各级党政军的负责人。据统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授予将军军衔的,赣南籍的有134人(上将3人、中将11人,少将120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上将陈奇涵(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萧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治委员);中将邝任农(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刘浩天(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谢有法(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等;少将张耀祠(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曾雍雅(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昌奉(毛泽东的警卫员、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拥辉(福州军区司令员)、杨俊生(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等。此外,还有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如尹林平(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杨尚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罗贵波(山西省省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他们既是赣南苏区和中央苏区的骄傲,也是党和国家的荣耀。

  这一时期,在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下,苏区广大军民齐心协力,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共同培育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伟大的苏区精神,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苏区精神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为后辈人所景仰和传承,激励我们永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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